加工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尽管我国发展加工贸易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当前对加工贸易的争议却越来越多。记者调研后认为，基于我国的国情，应该坚定不移地加快发展加工贸易。
对此，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表示，“关键的问题在于对加工贸易所产生的问题究竟应当如何正确看待。”
近几年来，我国加工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２００５年，加工贸易进出口分别达到２７４０亿美元和４１６５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４１．５％和５４．７％。过去２６年中，加工贸易快速发展，对我国出口的贡献率达到６０％以上。这些都表明加工贸易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有很多声音反对我国加快发展加工贸易，华民认为，反对理由主要基于以下六方面考虑。
一、关于加工贸易附加值过低的问题
大多数不赞成加工贸易的人认为，由于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率低，加工链条短，往往只承担产品增值链条中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从而使得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低位。
华民表示，根据“微笑曲线”模型，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究竟做什么，参与高端分工还是低端分工，主要取决于本国的要素禀赋。只要按照本国的要素禀赋，利用本国具有竞争力的要素去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那么不管是做低端还是做高端，都可以获得国际分工与贸易的福利。而且，在市场竞争的作用下，不管做低还是做高，资本的所得最终都会走向均等化。所以，我国加工贸易产品附加值较低，是由于受到中国存量禀赋的制约，即稀缺的资源、技术含量低、严重不足的内需和大量过剩的劳动力等诸多因素决定。
二、关于发展加工贸易所造成的外部依赖问题
不赞成发展加工贸易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它会造成中国对外部资源、能源以及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日渐加深。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工业国家都是从国外进口能源与原材料的，而所有出卖资源的国家最终都没有能够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除了少数几个石油生产国家，大部分都走上了贫困化的发展道路。那些历来强调资源自给自足的国家，大都没有能够走上经济高速增长的道路。由此可见，中国目前这种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引进外部资源来发展经济的做法是正确的和可行的。应该看到，能源价格，特别是石油价格的上涨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提高企业成本、削弱其竞争力的同时，也在激励人们进行技术与产业创新。所以政府要做的事不是人为地压抑加工贸易的发展，而是应当为未来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创造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条件。
三、关于加工贸易的溢出效应递减问题
目前对中国发展加工贸易的另一指责就是其溢出效应日趋递减。其主要论据是：中国加工贸易相当部分处于典型的简单加工和组装的发展阶段，对国内中上游产业的带动作用小；中国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不高，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不大；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加工贸易增值率变动徘徊在１．２－１．５３之间，并有下降趋势。
但是，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加工贸易的增值率是不低的。１９９３年为１．２２３，１９９６年上升到１．３５３，１９９７年已进一步上升到１．４１９，１９９８年到达１．５２４的最高水平，此后就在这个水平上下波动，并没有发生明显的递减趋势。华民说，就加工贸易的增值率达到１．５左右的水平而言，是非常有效率的，怎能把它说成是没有效率呢？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今天中国出口的各种产品中，加工贸易部门市场的产品实际上质量最好、最具有竞争力，因为它掌握了国际标准，并且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所以，加工贸易的真正溢出效应应该是：高水平的质量标准与较高比率的贸易增长率。
四、关于加工贸易造成中国出口贸易对外商企业严重依赖的问题
对中国发展加工贸易持有异议的另一种观点是，中国今天的许多加工贸易是掌控在外商手中的，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政府给予外商较多的政策优惠所造成的，其结果将使内资企业发展长期受到压制。
毫无疑问，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外资企业会在中国的加工贸易中占到很高的比重？关键的原因是中国没有自己的企业和企业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只有生产单位，而无企业，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企业，但是数量还是太少，中国有太多的干部的企业（国有企业）和资本家的企业（民营企业），就是缺乏企业家的企业（真正的企业）。因此，对于中国的开放来说，我们需要引进的不仅是外资和外国的先进技术，还需要引进外企和企业家资源。随着外国企业的进入，中国对外开放度有了显著提高，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贸易（包括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被外资企业所垄断的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
五、关于加工贸易会破坏中国环境的问题
许多人以加工贸易会破坏中国环境为由，主张限制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发展。
加工贸易本身是强调利用外部资源的，因此对于保护中国的资源和环境应当是有利的。假如中国通过发展加工贸易而引进了污染、甚至破坏环境的项目，那么这也不是加工贸易的错，而是政府有关当局对引进项目的环保要求过低而造成的。如果政府对投资的环保标准定得过低、监管不力，即使不做加工贸易，所有的生产活动统统由本土企业来做，也有可能发生环境污染的问题，并且其污染的程度也不一定会比发展加工贸易时更低。
六、关于加工贸易与拉美化的问题
有人认为利用加工贸易实现工业化会发生拉美化危机，如在一些拉美及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外资的进入和本土企业被吞并、被消灭同时发生，加工贸易规模在不断扩大，本土经济却在不断萎缩，国家经济最终陷入对外资的严重依赖中无法自拔，此即所谓“拉美化”效应。“拉美化”往往伴随着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贫困化和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
然而，拉美国家的经济衰退与社会动乱并不是因为发展加工贸易而造成的。实际情况是拉美国家不愿参与加工贸易，而是要做进口替代，加工贸易的福利是为全民所得的，而进口替代则是为少数得到政府支持的部门与企业所得的。当这些得到政府政策支持的企业又都是掌握在少数官僚阶层手中的时候，那么由放弃加工贸易而造成的经济衰退与社会的动乱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参与加工贸易和出口导向的亚洲之成功，而拒绝加工贸易、走上进口替代之路的拉美国家之失败，足以证明问题不是在于发展加工贸易本身，而是在于要不要对外开放，并且在受到要素禀赋制约时，究竟走什么样的开放道路。
华民认为，各个政府部门应该充分认识到，加工贸易是全球时代国际贸易的主流，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方式，是推进国家工业化的一条新道路。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各部门应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针对加工贸易发展中存在的主要政策问题，进一步完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各项政策。
首先，应提高加工贸易项目进入中国的环境门槛。
方法是政府按照国际标准对加工贸易项目进行环境标准的认定。采取这种干预措施的必要性在于今日世界确实存在跨境污染。因此，限制直至禁止破坏环境的加工贸易项目的进入，不仅可以提高中国的福利水平，而且还可以造福整个世界。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虽然不能引进高污染的加工贸易项目，但是，对于那些高资源消耗和高能耗的加工贸易则需要区别对待，只要这些类型的加工贸易项目可以通过进出口实现自我平衡，还是应当予以支持。所谓自我平衡，是指这些加工贸易项目所需要消耗的资源和能源都是可以通过进口得到的，就应当予以支持，除非它们会导致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
其次，对于进入中国投资的外来加工贸易商是否要取消优惠税收，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
用优惠税收来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惯例，所以，对各种公司不加区分地采取税收的国民待遇政策是有风险的。最优的做法是在准确判断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项目的税收敏感度以后，再采取有差别的税收政策，这有助于增加中国发展加工贸易的福利所得。从以下几个约束来看，对于进入中国参与加工贸易的外国直接投资是不宜取消税收优惠的。这些约束条件是：内需不足、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加工贸易的产业主要集中在劳动要素密集部门、产品大部分外销。考虑到产品外销需要支付较高的运输成本，而劳动要素密集部门通常又都是充分竞争的部门，因此，投资于中国劳动要素密集部门做加工贸易的外商对税收是非常敏感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若是取消优惠税收可能导致外商的撤资行为，从而给就业和经济增长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所以，华民建议根据外商税收敏感度来制定外商优惠税收政策。
再次，大力支持加工贸易企业的技术创新，培育本土的跨国公司。
继续吸引跨国公司建立独立的科研机构，实行科研设备进口免税、研发投入抵扣所得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各级政府应增加财政资金投资力度，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或市场潜力巨大的关键技术商业化给予支持。同时，选择治理结构良好、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公司，开展培育本土跨国公司试点。按照便利跨国经营的要求，在试点企业对外投资、外汇管理、人员进出境、境内外融资、知识产权保护、自主品牌等方面实行便利的管理与政策。这样可以使本土跨国公司逐渐成为引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龙头。
华民最后强调，中国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地加快发展加工贸易？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符合中国的国情。他说：“依我看，中国的国情可概括如下：第一，资源高度匮乏；第二，内需严重不足；第三，劳动力资源过剩。这样的国情特别适合发展加工贸易，因为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消耗的是国外的资源、利用的是外部市场，而增加的则是国内就业。应该看到，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可以打破中国所面临的资源与市场制约，同时，达到增加就业、发展经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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