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饰的流行风尚与文化构架

　　得温饱，注衣着，这是常理。在没有解决温饱的时候，论衣着似乎不着边际。然而，注衣着毕竟更深地表达了对生活的认识和体验。著名的美学家黑格尔说：“人的一切修饰打扮的动机，就在于他自己的自然形态（人体）不愿意顺其自然，而要有意地加以改变，并在这种改变上刻下了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首饰文化的主体是人，这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它所处的整个社会有着密切关系，首饰文化的土壤是基于主体（人）所给予的温度（热情）、湿度（层次）、养料（素养）等诸多条件。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便造就什么样的首饰文化，什么样的文化土壤便结出什么样的文化果实。

　　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是讲究“天人合一”，其中以天意为主。中国的百姓传统上普遍认为“天意难违”。孔夫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而且这位先哲也是“畏天命”者。孔夫子的弟子子思则更加信命于天，他在名著《中庸》中说：“天命之谓性”，意思是说上天赋“性”于人，成为人所固有的。子思根据这一设想提出“存诚尽性”，那人只要把握自身所固有的“诚”，充分发挥人的本性就可以从尽“人性”到尽“物性”，最终做到“至诚通神”、“至诚通天”，进入神秘化的“天人合一”境界。

　　千百年来中国的百姓就是在这种儒家思想的熏陶下生活，他们虽然说不出上述整套理论学说，却全盘接受了这些理论与学说。在首饰文化中突出地表现为：求“天”赐予福，求“天”赐予寿，求“天”赐予禄。因为“天意难违”，人们只有膜拜它，乞求它的保佑，特别当天灾人祸降临时，人们更将消灾灭患的心愿托付于“天命”。民间传说金戒指戴着可以压邪，金戒指煮汤可以治心病，就是例证。当丰收年景生活富裕之时，人们为了感谢苍天的恩赐，在佩戴首饰时便特别欣赏有“福”、“如意”、“吉祥”等涵意的纹饰，以表露其不负天命之感。为了在仕途或事业上有所建树，除了本身的兢兢业业，还期望苍天有眼，在冥冥之中助一臂之力，于是就有“一帆风顺”、“禄有所为”之类首饰“语言”。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自然并不是完全依靠这种虚无飘渺的“天命”来实现自己的所有愿望。可是作为一种寄托，一种信念，仍然是很强烈的，因为千百年来我们的民族一直奉行“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又因为人们在成功之时，往往追求一种好高鹜远的境界，以为自己的力量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俨然成为“天人合一”的典范。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我们的首饰装饰风格带有鲜明的民族特性。例如，平民百姓喜好佩戴心形的“花好月圆”、“福如东海”之类的图饰；官僚绅士欣赏“如意带扣”、“通灵宝玉”之类的器物；皇帝将相更享有特制的“凤飞龙舞”、“万寿无疆”之类的图形装饰。这些实例无不说明人们习惯将自己的信物与心境同“天命”相连，力求“至诚通神”、“至诚通天”。

　　也许从世俗的角度来说，一般消费者并没有这么理性的感悟，其佩戴首饰的目的仅仅是点缀，仅有视觉美观的需要，抑或有炫耀身份的需要。例如戴五光十色的珠宝首饰可以和颜悦目，陶冶性情，如挂饰“牡丹风彩”、“鸳鸯戏水”之类，无非是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感受。然而仔细分析和挖掘，我们仍能看到一些不同寻常的心迹。譬如同样戴首饰，为什么中国的消费者独钟黄金首饰，而且还要求是纯金的？这正应验了马克思所分析的“金则专门反射出最强烈的色彩红色”，从而“使它们成为满足奢侈、装饰、华丽、炫耀等需要的天然材料，总是成为剩余和财富的积极形式。”原来，人们佩戴首饰就是为了追求富贵，而“富贵在天”骨子里还隐隐约约地受“天命”之托。那些靠辛苦劳动所得积累下财富的人，到头来还是情愿化大价钱买一尊纯金的“财神”、“寿星”来供奉还愿，把更大的希望寄托于“天神”。

　　再者，中国文化还很讲究体面，表示自己很“尽性”，并且最终“至诚通天”。由此，往往尽量地用财富来炫耀自己的身份，让人感到其有“修饰”有“教化”，为自己装点颜面。于是乎就出现了比价格、比重量、比多少的消费现象：有些人一富就买黄金，一成功就戴首饰，以为这样便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位成功的“天使”。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中国历史上战事多，兵荒马乱的年代使人衣不蔽体，食不裹腹，人们为了生存也就在富裕时备贫困，而黄金是最合适的“贮藏物”。这种观念合而为一，使中国的消费者非金不买首饰。